文丨張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大國經濟：中國如何走好下一程 》。原文最早載于《探索與爭鳴》2020年8月25日。界面新聞獲授權刊發。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隨著互聯網經濟的發展，獨立職業者或自由職業者之類的職業正在快速擴大規模。我希望給大家展示一個新的看待零工經濟現象的角度，那就是這個現象會給宏觀經濟及社會調控帶來什么影響。

GDP與就業背離：零工經濟挑戰傳統的貨幣政策

大概4年前，我到首爾去參加一個重要的學術會議。在這個會上，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Robert J. Barro)教授談到，近10年來，美國GDP的增長一直沒有回到2008年以前的水平，但是美國似乎又實現了充分就業。這個組合看起來違反了教科書的原理，因為在教科書里面所有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就是兩個：

第一個基礎是著名的Okun’s law(奧肯定律)，它揭示了GDP與失業率之間比較穩定的反向統計關系。第二個基礎是Phillips Curve(菲利普斯曲線)，這個曲線把物價水平的變化和失業率的變化聯系在一起，同樣表現為一個比較穩健的反向統計關系。

對于央行來講，這兩個原理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基于上述統計關系來做宏觀政策的設計是很有用的。比如，失業率高的時候，政策上就應該擴大貨幣投放量來沖擊總需求，允許通貨膨脹上升來降低失業率;若想要刺激經濟，可以把GDP增長率拉上去來減少失業。長期以來，這個基本的道理成為全球各國央行在設計貨幣政策時都會依賴的基本理論。

然而，美國經濟出現了偏離這種組合的現象。巴羅教授把這個新的現象或者說這種新的組合定義為“job-filled non-recovery”，指充分就業條件下經濟未實現充分復蘇?！八械木蜆I崗位都有人做”，就接近于我們說的充分就業，但是經濟并沒有真正復蘇。這個現象不僅在美國如此，在其他發達國家也是這樣。比如，盡管日本經濟還是不怎么增長，但是找工作相當容易。聽說澳洲也是類似的情況。

再看看中國經濟，似乎也出現了這個趨勢。這些年GDP的實際增長率一直在放緩，過去8年平均每年下降0.5個百分點，但城鎮新增的就業崗位并沒有下降，基本穩定在1000萬—1100萬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人判斷說，現在的宏觀經濟，無論發達國家還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的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周期現象已經變弱，以至于看不清楚規律和走向。我國GDP的增長率基本穩定在相較之前更低的水平上，比如最近穩定在6%—6.5%，但就業狀況依舊相當穩定，很多其他國家的失業率甚至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奧肯定律所描述的經濟增長的邏輯似乎反過來了。由于就業相對比較穩定，也因此有很多經濟學家反對用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來拉升GDP增長率。

我認為，正是“零工經濟”現象的出現，弱化了以上兩個基本的統計關系。長期以來，支配各國央行政策的就是基于這些統計關系的宏觀經濟學理論，它們基本上被濃縮在奧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線中。然而，隨著更加靈活的就業形式的出現，以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兼職、從事零工，正規就業與GDP兩者之間的關系變得不那么緊密了。這給傳統宏觀經濟學帶來巨大挑戰。

這個挑戰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傳統的貨幣政策失效。當一個國家出現經濟下滑或經濟衰退的時候，通常需要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總需求，因為經濟下滑的時候失業會增加。但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樣，很多國家在經濟出現衰退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沒有什么效果。究其原因，是因為失業率沒有顯著上升，勞動力市場接近于充分就業。而如果就業上沒有缺口，想讓貨幣政策產生正面的影響就不太可能。這就是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果為什么出現不斷遞減的原因。這個現象跟零工經濟有巨大的關聯，只不過現在無法在統計上準確捕捉和測算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非正規部門規模：零工經濟挑戰傳統的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的文獻里面有一個非常流行的發展理論，它強調區分所謂“正規”與“不正規”兩個部門的變化趨勢。在這里，經濟發展的含義被定義為：正規部門不斷地擴大，而非正規部門不斷地縮小。這個趨勢本質上就是經濟發展。

為什么非正規部門的縮小被視為經濟發展呢？因為非正規部門是貧困的一個副產品。這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里最初觀察和研究的一個視角。非正規部門的大量存在，是欠發達經濟體的一個普遍現象。這既是貧困的結果，也是貧困的原因。沒有正規部門的就業機會，大量的勞動力只能在非正規部門謀生。所以，非正規部門的大量存在基本上是跟貧困的現象連在一起的。

到20世紀80—90年代，經濟學家把這個現象納入發展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非正規部門與正規部門在勞動生產率上有很大的差別。一般而言，正規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比較高，而非正規部門基本上沒有什么技術和資本，也缺乏技能勞動力，它的勞動生產率非常低。所以一個落后的國家要實現經濟的發展，就要不斷地去擴大正規部門所容納的就業規模，實現勞動力從非正規部門向正規部門就業的轉變。而要實現這個轉變，從經濟發展的層面來講，意味著國家要為勞動力提供更多的教育、醫療和培訓。同時，政府要在政策層面上為正規部門的擴張提供很多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支持。前幾年，我們根據中國的家庭調查和較寬的統計口徑進行估計，現在我國的非正規部門就業規模大概在41%左右。當然這包括今天所講的“零工經濟”，也包括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所吸納的就業。

而中小微企業與零工經濟還有一點不同。中小微企業是有營業執照的，是一個法人或一個市場主體。多數情況下這些小企業與員工之間有正式的勞務合同關系，可以受到法律的支持與保護。當然，很多小微企業的就業形式也不是那么正規，可以說是非常靈活的。除此之外，中國還有將近6000萬的所謂自我雇傭者，也就是個體工商戶。20世紀80年代初就出現了“個體戶”這個名詞，這也是非正規就業統計口徑中非常重要的覆蓋對象。

按照經濟發展的理論，經濟現代化的過程是不斷地擴大正規部門和正規就業所占比重的過程。但是，由于互聯網平臺和共享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就業會轉為靈活多樣的零工形式。這種就業不依賴于任何一個固定的經濟組織的合約。當下，不僅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每年新增的就業崗位有一半以上是零工經濟提供的，而且中國現在的城鎮就業凈增崗位當中至少有10%是零工經濟提供的。

這對我們理解經濟發展過程也是一個挑戰。在這種情況下，過去對經濟發展過程的定義就不再準確。過去可以用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相對比重的變化來理解發展，經濟活動和就業的正規化意味著整體的生產率不斷提高，從而人均收入不斷提高。但現在看起來，經濟的發展反而會伴隨非正規就業部門的擴大這一現象。

可以肯定，隨著互聯網平臺經濟和經濟數字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就業會轉向平臺經濟和互聯網，零工就業者會越來越多。這種轉變對于經濟的整體生產率到底產生了什么影響？這種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這個進程意味著經濟發展還是經濟退步？對經濟學家而言，這些問題在眼下經濟理論的框架當中是沒有答案的，必須做更多的研究探索。前幾年，美國著名的經濟學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經濟展望雜志》)發表了關于非正規性與經濟發展的文章，綜述了過去幾十年經濟學家在非正規部門正規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上所做的大量研究，遺憾的是，基本上未涉及今天談的數字經濟與零工經濟。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非常滯后，甚至可以說，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的劃分也將失去原來的意義。

零工經濟與技術發展對傳統國民經濟核算的擾動

提到生產率，這就涉及我要分享的最后一個問題——整個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對于國民經濟投入和產出的核算提出了怎樣的挑戰？前幾天，我參與京東數科的一個線上會議，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許憲春先生介紹，他們正在做關于新經濟的統計核算問題的研究，其中包括如何來重新定義和統計就業與失業規模，這是很有意義的問題。

早在30年前，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創始人羅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教授講過一句著名的話：“計算機無處不在，但卻迷失在生產率的統計當中?！碑敃r移動互聯網還沒有真正出現，只是有人發現企業對計算機的投資跟投資回報之間的關系十分微弱。而如果把計算機改為如今的移動互聯網，可以說，移動互聯網技術在經濟中無處不在，但它卻在生產率核算中不見了。這句話也被后人稱為索洛悖論(Solow Paradox)。索洛悖論揭示了數字化技術給國民經濟核算造成的巨大擾動。毫無疑問，技術進步提高了經濟的生產率水平，但我們卻難以準確測算出生產率的增長。有人形象地用雷達屏進行比喻：突然間很多東西在雷達屏上看不到了，盡管我們知道它們應該在那里。

也就是說，新技術和新經濟的發展給經濟學帶來了巨大挑戰。比如，今天我們聚焦的所謂“零工經濟”，其實已經涉及很多法律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甚至還牽涉勞工關系問題、工業組織問題。而在宏觀層面上，零工經濟直接構成了對統計核算和就業的巨大沖擊。這些年來，各國宏觀調控政策遇到了巨大的困惑。比如，貨幣政策基本上沒辦法再達到之前預想的效果，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動力市場發生巨大改變，而這些改變對宏觀經濟的產出造成很大擾動。這些因素很有可能挑戰傳統的宏觀經濟學。與此同時，對于現在出現的新現象，一些教科書比如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基本上沒有用處，因為它跟互聯網發展之后的宏觀經濟已經嚴重脫節。移動互聯網和經濟數字化的發展對就業與失業問題、物價問題、生產率問題、GDP增長問題等都有顛覆性的挑戰，這樣的教科書已經過時。

現在，經濟出現了所謂的“低生產率、低增長、低物價，高就業”，也就是“三低一高”，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很可能是“四低”。而且這樣一個“四低”的現象不會是短暫的，它是一個由技術擾動造成的新趨勢。從根本上講，除非我們能夠在統計層面上真實地核算新經濟活動的產出，否則，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是要為之重寫的。